席曉喆

　　《涼州詞》作為中國古代邊塞詩的經典載體，誕生于絲綢之路東段核心樞紐涼州（今武威及周邊地區(qū)）。以《涼州詞》為題或以涼州為背景的詩融合了多民族文化元素，其歌詞意象、情感表達，處處可見多民族和睦共處的真實圖景，清晰勾勒出各民族往來互動、文化互鑒、命運與共的發(fā)展脈絡，既是中華民族交往、交流、交融的生動見證，更是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深厚歷史根基。

　　《涼州詞》中的“交往”，核心是各民族在涼州地區(qū)的雙向流動與共生共處，打破了地域與民族的固有界限。一方面，中原民族向西北遷徙，深刻影響少數民族生產生活，戍邊將士、文人墨客、商旅群體涌入涼州，帶來中原農耕技術與禮儀文化。如王建《涼州行》中“蕃人舊日不耕犁，相學如今種禾黍”“養(yǎng)蠶繰繭成匹帛，那堪繞帳作旌旗”，皆描繪胡人在延續(xù)游牧特質的同時，吸納中原紡織技藝與服飾文化，既保留氈裘傳統(tǒng)，又身著絲綢錦衣，還以蠶絲織帛制作營帳旌旗，形成“你中有我”的交往格局。另一方面，西北游牧民族與中原的往來，亦重塑漢人生活。如張籍《涼州詞》“無數鈴聲遙過磧，應馱白練到安西”，生動展現西域商隊穿越沙漠、運送絲綢至安西的場景，印證了中原與西域貿易的頻繁；而王翰《涼州詞》“葡萄美酒夜光杯，欲飲琵琶馬上催”中的葡萄、夜光杯、琵琶，均為從西域傳入中原的物產與文化符號，《涼州詞》對這些元素的吸納，本質上是多民族雙向交往的真實記錄，若無各民族的往來互動，便無詩中多元共生的生活圖景。

　　《涼州詞》中的“交流”，體現為多民族文化的雙向互鑒，既蘊含中原文化對西北民族的滋養(yǎng)，更有西北民族文化對中原文學的豐富。文化符號的交融尤為顯著，如王之渙《涼州詞》“羌笛何須怨楊柳，春風不度玉門關”，將中原文學中的惜別意象“楊柳”、邊塞地標“玉門關”與西北民族的樂器“羌笛”融合，賦予其思鄉(xiāng)情結，實現“胡樂入漢詩”的文化對話；溫子升《涼州樂歌》“路出玉門關，城接龍城坂。但事弦歌樂，誰道山川遠。”“玉門關”作為中原通西域的要道，串聯(lián)起涼州與西域的交通，而“弦歌樂”的盛行，暗示中原禮樂與西域樂舞在此交融，弱化了地域隔閡，凸顯民族間的文化共鳴。語言交流上，漢語與胡語相互滲透，如張籍《橫吹曲辭·隴頭》“隴頭路斷人不行，胡騎夜入涼州城……去年中國養(yǎng)子孫，今著氈裘學胡語”，記錄吐蕃騎兵入涼州后，邊地漢人遷往胡地，身著氈裘、習得胡語的場景。生活交流上，“漢代禮儀”與“胡食入漢”并存。如元稹《西涼伎》“吾聞昔日西涼州，人煙撲地桑柘稠。蒲萄酒熟恣行樂，紅艷青旗朱粉樓”，以中原農耕象征的桑柘與西域特色的葡萄酒同框，再現漢胡飲食、生產文化的交融。各領域的交流互鑒，推動飲食、服飾、禮儀文化的多元互補，彰顯中華民族文化“雙向賦能”的特質。

　　《涼州詞》中的“交融”，是交往、交流的深化，各民族打破文化界限，形成“你中有我、我中有你”的共生格局，進而凝聚共同的民族情感與身份認同。文化意象的交融最為直觀，如岑參《涼州館中與諸判官夜集》“涼州七里十萬家，胡人半解彈琵琶”，源自西域的琵琶被胡人熟練彈奏，加之涼州城漢胡各占半數的人口規(guī)模，直觀呈現西域音樂與中原市井生活的深度融合。情感共鳴的交融更顯深刻，《涼州詞》鮮有民族對立敘事，多是各民族對美好生活的向往、對邊疆安寧的期盼。如李頎《古從軍行》“年年戰(zhàn)骨埋荒外，空見蒲桃入漢家”，既寫戰(zhàn)爭殘酷，也暗含各民族對和平共處的共同期盼；薛逢《涼州詞》“昨夜蕃兵報國仇，沙州都護破涼州”中，“蕃兵”（指吐蕃占領地起義士兵）與漢將張議潮并肩收復涼州，展現出漢人同吐蕃等民族為守護家園協(xié)同作戰(zhàn)的圖景，凸顯邊疆各民族的命運聯(lián)結。文化基因的交融則奠定根基，如孟浩然《涼州詞》“渾成紫檀金屑文，作得琵琶聲入云。胡地迢迢三萬里，那堪馬上送明君。異方之樂令人悲，羌笛胡笳不用吹。坐看今夜關山月，思殺邊城游俠兒”，詩中紫檀、琵琶、羌笛胡笳、關山月、游俠兒共同塑造出獨特的“涼州邊塞文化”，這并非單一民族的創(chuàng)造，而是各民族共同參與、共同塑造的成果?！稕鲋菰~》是多民族文化融合的結晶，其形成與傳播，讓各民族在文化共生中漸生“中華民族一家親”的樸素認知，為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筑牢文化根基。

　　作者為武威市涼州文化研究院副研究員，本文系甘肅省民族事務委員會2025年度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研究項目（課題編號：2025—SJZH—12）成果